财经评论--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美国的一个作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文学史上的一些大作家，正是因为对叙述传统的厌烦而成就了自身的伟大。他举的例子是美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立志写出一部没有情节和主题的小说而创作了《达洛维夫人》。我倒是没有性别歧视的意思，但总觉得这个例子不太合适。更合适的作家是谁呢，当然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和他的《追忆似水年华》。
同样都是一部没有情节和主题的意识流小说，但普鲁斯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时间和回忆这种永恒主题的痴迷，他对遗忘猛烈地反抗，他为了生活在时间绝对性中而进行的狂热不懈地努力。而且这部伟大的作品，普鲁斯特写了十五年左右，写了七卷，二百多万字，中译本也有两千多页，可称得上是煌煌巨著，这样一部奇特的作品难怪让后人叹服不已。但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当初出版也是一波三折，麻烦不断呢。我们现在甚至都无法想象，原来大作家普鲁斯特也曾被逼无奈过自费出版过自己的作品。
普鲁斯特生于法国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体弱多病，养尊处优，一直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经常出入一些所谓上层社会的社交沙龙，由于他聪慧绝伦，甚得沙龙中贵妇人的欢心，一直都是这些交际圈的常客和宠儿。大约从三十多岁起，因为哮喘病发作，普鲁斯特开始闭门不出，终年生活在一件封闭的房间中，一直到五十一岁去世。也正是在闭门时期，他开始创作《追忆似水年华》。在他看来，人的真正生命是回忆中的生活，换句话说，人的生活只有在回忆中才变得清晰而完美。由于身居病房，他只能依靠这种回忆挨过漫漫长夜，长而久之，记录回忆中的生活就成为了他写作的动力。
1913年，普鲁斯特把《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拿给年轻的出版商加斯东·伽利玛。当时的伽利玛出版社还是大作家纪德在主持，他翻阅着那堆乱糟糟的手稿，印象不佳。普鲁斯特的稿子字体太大，而且总是修修补补，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字符，根本看不清楚。而且纪德觉得普鲁斯特的某些描写让人震惊，尤其读到整页整页描写在那些贵族家庭中吃饭的文字时，他最终失去了一个良好作家的耐性，让加斯东把本子退回了普鲁斯特。但普鲁斯特则深信他的这部作品的价值，他最终决定采取自费的方式出版，他联系了另一个出版商贝纳尔·格拉塞。格拉塞甚至没有读过这部厚厚的手稿就与其签了合同，因为是自费出版，经济风险是由普鲁斯特承担而不是由格拉塞出版社。1913年底，《在斯万家那边》出版，由于外界对其的评论一步步抬高，又重新引起了加斯东和纪德的主意，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这部书。加斯东和纪德商讨要弥补犯下的错误，纪德向普鲁斯特写信承认错误：“拒绝这本书将是我们所犯的最大错误（因为我感到很羞耻，要负很大的责任），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后悔和内疚。”后来加斯东出面去了普鲁斯特的家里，他建议普鲁斯特既然和格拉塞签了合同，他们可以出版一些别的东西。普鲁斯特表示对其他东西不感兴趣，他回答说：“我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那就是我的著作《追忆似水年华》。”“那好啊，我将很高兴立即出版它！”加斯东说。“但我要出的是全部，如果你出版第一部分，我才会把后面的部分给你。”加斯东很为难：“可它已经在格拉塞出版社那里了。”普鲁斯特胸有成竹：“那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作者。你把它赎回来。我将写信给格拉塞，让他把它给你。”这部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品的版权就这样轻松解决了，以后的事情很简单，因为这种毕竟是普鲁斯特自费出版，格拉塞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之任之，随它去吧。到了1919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这本书在商业和评论上也算获得了成功：可敬但是有所保留的成功。显然这些还不够，普鲁斯特心里知道，他的作品在当时就应该得到承认。于是在出版社的推荐下，他参加了法国文学大奖龚古尔奖的评选，并最终多出对手两票险险胜出。这样的一部名著终于有机会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力，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几天之内的存货销售而空。作为普鲁斯特的出版商加斯东·伽利玛自然喜上眉梢，他努力补上货源，并第一次在新印刷的封皮用了腰封，上面赫然写着“龚古尔奖”。万恶腰封的历史，现今已经成为了图书宣传必不可少的部分了.当然，获奖后的普鲁斯特风光无限，评论界的声音也众口一词改了口。比如本来讨厌普鲁斯特这部小说的纪德称赞说，我在普鲁斯特的文章风格中寻找缺点不可得；他不是有这样那样的优点，而是一切优点无不具备。另一位评论家阿纳多尔·法郎士说的话更好玩，他感叹说，生命太短暂而普鲁斯特太长了……【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5-13/3NMDAwMDE3NzA3NA_2.html

摘要：随着中投公司海外项目不断折戟，主权财富基金模式值得重新审视。在我们看来，主权财富基金是个国有化经济色彩浓郁小国的产物，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而言，它是联系汇率政策快要走向死胡同的标志。从巨额外储的形成以及联系汇率机制逻辑上分析，中投的失败从长期来看是必然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由一个小团体封闭运作，本身就孕育着巨大风险，在未来很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巨鳄和国内官员、学者的结伙寻租的猎物。

徐斌 陈功

    主权财富基金近年广受瞩目，尤其是去年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一问世就让国内外人士议论纷纷。中投公司手持2000 亿美元的资金，即使在国际市场也俨然是一个市场高度关注的“大金主”。它成立以来的表现如何？它未来的角色和发展趋势又将如何？需要仔细梳理和斟酌。伤痕累累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有着国家投资背景的中投公司，第一笔投资就栽到了美国的私人股本基金黑石集团（Blackstone）上。2007 年5 月，正在筹备中的中投公司下了第一单，斥资30 亿美元以每股29.605 美元收购美国黑石集团1.01 亿股无投票权的股份，相当于黑石总股本的约10%，投资锁定期为4 年。黑石集团于2007 年6 月22日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交易，每股IPO 价格为31 美元。之后由于美国股市连续下跌，截至2008 年10 月9 日，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的浮亏已达21.10395 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44 亿元，超过30 亿美元投资额的70%。不过至今为止，凡是涉及到此项投资的中美人士都表示，这是账面浮亏，市场起伏不定，中投长期投资最终会胜出云云。

    这话听着耳熟，国内散户被套之后，嘴里念叨的也是这一套。买股票不稳定，货币基金算是最保险的吧？货币市场基金被认为是除现金和银行存款之外最安全的投资。但9 月中旬，美国最古老的货币市场基金ReservePrimary Fund 因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而核销7.85 亿美元债券之后，成为14年来第一只导致投资者亏损的货币市场基金。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之后的两天内，该基金648 亿美元资产中逾60%遭到投资者赎回。Reserve Primary Fund在债券上的亏损迫使其跌破面值至0.97 美元，该基金随后宣布停止赎回。而披露的信息显示，中投公司竟然是该基金的最大股东！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文件显示，截至9 月1 日，中投旗下的Stable Investment 持有美国货币市场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 11.1%的股权。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 月底，该基金机构类的净资产值为489 亿美元，这显示Stable Investment 可能持有该基金高达54 亿美元的股权。由于该基金现在暂停赎回，所以中投的投资实际上已经被冻结。目前双方你来我往，狗皮官司样子要没完没了，但这次损失多少？谁也不知道。

    前期美国“两房”出事之后，市场人士就对包括中国政府大量持有的“两房”债券议论纷纷。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更是撰写《我为人民鼓与呼》一文，在香港三家媒体以整版篇幅发表，引发震撼，各界关注。刘梦熊疾言厉色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么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美国‘两房’公司债券。现在‘两房’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此评论犹如闹市中引爆，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金融乃至经济界强烈反响，不过都是在上流高层经济圈内流传。

    对比印度的情况，确实不怪人们对中国金融部门的行为大为不满。印度对美国“两房”债券持有量才2300 万美元而已，中国的3763 亿竟然是印度的16000 倍。中国人如此多的血汗钱投进美国“两房”债券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好在美国政府最终出面保证“两房”债券权益而放弃保证股东的权益。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债主太多太集中，要是赖账，以后中国人就再不借钱给美国了，美国债券市场可能彻底崩溃，因为“两房”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做背景的半国有化公司。有了美国政府的保证，中国持有的3763 亿美元总算没扔到水里去。问题是，美国政府这次要是赖账怎么办？中国难道要开军舰上门讨债不成？就算美国政府明保中国人债券收益，但可以狂印钞票以通胀形式暗地里赖账。实际上目前美联储大幅减息，最终就是这个结果。中国人将自己的巨额财富如此运作，难道是理性的行为吗？谈到这个问题，就要分析主权财富基金是怎么回事。主权财富基金大多是国有化色彩浓厚小国的选择所谓主权财富基金，是指一国政府利用外汇储备资产创立的，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以提升本国经济和居民福利的机构投资者。主权财富基金并非一种新兴的机构投资者。事实上，早在1956 年，一个名叫英属吉尔伯特群岛的西太平洋岛国，就创建了全球第一只主权财富基金。一般市场人士认为主权财富基金有以下几个

    特征：其一，为主权国家政府所有；其二，与主权国家政府的中央银行、财政部掌控的资金是分开管理的；其三，以包括债券、股票和另类资产在内的不同门类和风险构成的金融资产为投资组合，将一大部分所管理的资产投资于国外风险较高的领域。就其本质而言，主权财富基金是主权国家政府连续投资工具整体的一部分。按照金融风险等级排序，这些工具包括从最为保守、规避风险的中央银行，到传统的养老基金、特殊政府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直到投资风险最高的国有企业。

    到目前为止，符合以上标准的主权财富基金有36 只，分别来自30 个国家。大约一半是在最近十年成立的，其中的2/3 更是成立于2003 年之后。而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IFSL）公布的统计报告称，去年全球主权基金管理的资产达3.3万亿美元，比2006 年增长了18%。主权基金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亚洲一些国家外汇储备和中东产油国收入大幅增加。IFSL 估计，3.3 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中，阿联酋拥有8750 亿美元，占总量的27%。新加坡和挪威分列第二和第三，分别为5030 亿美元和3800 亿美元，占15%和12%。中国的主权基金资产为3770亿美元，占11%。另外，沙特、科威特和俄罗斯分别占10%、8%和5%的份额。到2007 年底，全球通过石油等资源类商品出口积累的主权基金总额达2.1 万亿美元。通过其他方式积累的主权财富基金为1.2 万亿美元，占总规模的36%，并且这类主权基金的比重将逐年增加，预计到2010年和2015年分别上升到40%和50%。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范围主要关注经合组织成员国家。

    根据过去两年大宗金融服务交易的公开信息，主权财富基金确实而且仍将继续关注经合组织成员市场。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投资局、中国投资公司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大基金的交易活动，主要是在经合组织成员市场。在这部分市场的投资额占他们公开交易额的80%以上，其中以美国为主。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领域大多倾向于金融领域。

    从以上主权财富基金基本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主权基金的主力军是一些经济国有化色彩浓厚的小国，尤其是中东产油国。这些国家石油产业基本国有化，而这些国家除了石油之外缺乏任何资源，无论是劳动力还是水资源都短缺得厉害，卖石油得来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成立主权财富基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对于这些中东石油小富国而言，收入的单一，以及动荡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区域政治气候，都逼迫这些国家的政府将财富集中在手中。这中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科威特。

    在上世纪50－60 年代，科威特开始将部分石油美元储备投资于海外资产。70 年代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科威特的海外投资业务迅速增长。政府于1976年建立了“下一代储备基金”，主要从美元储备提取50%（大约70 亿美元），从国家年财政收入提取10%，一并构成主体资金，用于海外资产和工业部门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大公司的股票和西欧的财产上。80 年代以来，开始将部分资金投资于日本大企业的股份。1982 年随着投资基金的增加，投资范围的扩大，政府建立了科威特投资管理局（KIA），具体负责开发和管理储备基金、下一代基金的资产以及财政部委托的其他资产。到1987 年海外投资收入达到63 亿美元，超过了当年的石油收入（54 亿美元）。

    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在90 年代初，科威特的海外投资超过1000 亿美元，大多数资金来自下一代储备基金。这一巨大的资产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国内石油生产和出口停滞的情况下，拯救了这个国家。要不是这笔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伊拉克侵入前后的科威特局势还真不好说。即使不是石油美元撑破腰包，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运作主权财富基金，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相比之下，有条件搞主权财富基金的香港地区政府，因为背靠中国大陆这颗大树，自由市场经济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运作，不必担忧国家安全问题。而其他小国而言，即使想搞主权基金也有心无力，非不愿，是不能也。其他像俄罗斯或者挪威这样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不小也是和中东产油国同样原因：石油美元太多，外加政府强力干预经济。俄罗斯是计划经济传统发源地，现在是克格勃官员主持经济。而挪威更是福利社会主义发源地，石油美元也是多得没处花。对比之下，中国既不是石油美元撑破腰包，也不是像小国那样整天提心吊胆担心国家安全，要政府出面建立小金库备战备荒。那么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成立意味着什么呢？政府主导经济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什么呢？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意味着联系汇率政策逐步走进死胡同

    中国投资公司成立于2007 年7 月份，是依据《公司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2000 亿美元资本金来源于1.55 万亿元特别国债。中国投资公司所从事的外汇投资业务以境外金融组合产品为主。中国官方表示，公司将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商业化运作，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实现长期投资收益最大化。这中间的关键在于为何要成立中投？这是因为中国外汇储备近年来增长得太猛了，在成立中投前夕，中国外储规模暴增至1.2 万亿规模。而中国外储规模暴增的原因，在于联系汇率导致人民币币值长时间内被严重低估。这是鼓励出口换取外汇的重商主义政策决定的。

    人民币币值低估意味着中国商品和资源对外大降价。国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结果中国出口自2001 年开始连年暴增。2001－2007 年，中国贸易顺差增长27 倍！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2008 年7 月之前，中国一直实行强制结汇政策，流入中国的美元被央行从商业银行手中强制汇兑收回，这必然会导致流通领域基础货币投放增多。通胀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于是，央行再次发行票据进行市场对冲操作回笼基础货币。央行发行票据回笼基础货币是需要支付利息的，而支付央票利息的来源，理论上是央行强行结汇的外汇储备经营收益。只有收支平衡才有望保证汇率和货币政策的稳定。这里面的麻烦是，人民币汇率是低估的，所以最终根本无法实现央行资本项目表平衡。

    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美国国债，收益率非常低，但由于中国2007 年之前很长时间内的利率更低，因此中美之间利差看上去好像让中国央行可以维持资产负债表平衡，甚至还有所盈余。但实际上人民币升值速度稍有加快，就抹去了中美利差带来的收益，最终让资产负债表急剧失衡。在次贷危机出现后，美联储大幅减息，而中国由于控制通胀加息，此消彼长下，中美基准利率的原先利差不但消失甚至为负！这就是为何今年上半年外贸顺差和FDI 增速同比不变的情况下，热钱暴增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中国央行不是不知道，因此如何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成为关键，否则联系汇率最终会破产。这就是中投公司成立的大背景。但中投按现有法律只有拿人民币去换央行手里的外储，而不能从央行手里直接拿走2000 亿美元。中投只有在市场发行特别国债筹措资金，然后去换央行外储。这无形当中，又垫高了成本。因为央行有时可以强制性发行低息央票给四大国有商行，所以“中投公司”首先面临着成本压力。这些成本包括发行15500 亿特别国债的利息成本，作为10 年期以上的国债，其年利率应该在5%左右。其次是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汇兑损失，如果人民币每年升值3%，那么由15500 亿人民币特别国债购买的美元资产，至少应该每年升值3%，才能避免汇兑损失。第三是公司运营成本。三项成本加起来应该在10%左右。这就意味着，“中投公司”每年至少要获得10%的投资收益，才能实现保值的目标。巴非特号称“股神”，三十多年来年复合收益率也不过是22%，中投这么大的盘子，要获得10%的年收益率，恐怕只有找上帝来当操盘手了。

    中投拿到外汇的初衷就是投资到国外获取高收益率，但糟糕的是，全球没有哪个地方有中国这样高的经济增速。这笔外汇投资出去，等于增加全球头寸，这笔钱绕来绕去最后还是绕回中国。看看中投投资黑石的例子就知道了：2007 年中投这边入股黑石，黑石就开始来华考察项目。据悉，尽管房地产市场普遍低迷，以大摩、黑石为代表的海外投资者并未就此止步。有报道说，黑石近日已与卓越金融联手，共同组建一家商业资产管理公司。黑石持有该公司90%股权，卓越金融持有10%股权，将针对中国境内的商业地产项目投资、经营、招商及管理。相关报道说，他们的长线投资心态明显。这就形成一个怪圈：注水美元流入中国换成商品带走；中国央行强行结汇后，为防止通胀不得不发行票据回收基础货币；而为支付央票利息让联系汇率机制维持下去，中国不得不提高外储收益率，不得不将美元再次投放出去；谁知道这笔美元投出去后，又绕回来换成人民币在中国牟取高额收益，央行又不得不发行央票兑换基础货币防止通胀⋯⋯

    这有完没完？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成立背景和初衷，傻子都能看见这是一笔糊涂账，它的成立本身就是联系汇率逐渐走进死胡同的标志。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模式蕴含巨大金融风险但凡花钱办事有四种方式：花自己钱给自己办事；花自己钱给别人办事；花别人钱给自己办事，花别人钱给别人办事。这四种方式，第一种，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第二种，成本最低效果不好说；第三种成本肯定最高，效果肯定最好；第四种，成本最高效益最差。国企也好、主权财富基金也好，从花钱办事的角度看都是第四种，成本最高效益最差。而对于外储经营来说，更糟糕的是不透明性，外储资产结构基本是黑箱，谁也搞不清楚。但对于中投而言，情况比这还糟糕，因为央行的外储还不能算企业经营，要的是安全系数高，而中投追求的就是高收益率，企业经营行为，但决策者却是部级高官。这是典型的政企不分，也就是成本最高效益最差的一种花钱方式。这就注定人们对其高度不信任是有道理的。前不久，坊间曾有留言说：“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多端：有的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为商业活动铺路；有的境外利益集团对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给予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和影响为境外跨国企业集团谋利、鸣锣开道，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

    于是中国的经济专家和经济官员们当中有不少靠着暴利集团贿赂、靠着境外集团资助做研究报告，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为国内外的利益集团鸣锣开道呼号、充当掮客买办，多年来实际也真正影响了行业乃至国家经济决策。”以上留言似乎是阴谋论，不值一驳。但有圈内人士出来证明，这其实不是毫无依据。

    这个圈内人士就是张化桥。他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划司工作了5 年，1989 年被公派到澳洲国立大学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3 年来到香港，先后在东方汇理、里昂、汇丰证券等任职。其后加入瑞银华宝任中国研究部主管。2006 年3 月加入深圳控股，任首席营运官。有7 年的证券业从业经验。2006、2007 两年连续获《机构投资者》杂志选为排名第一的中国分析师。他这样回忆1998 年时候在汇丰从业的经历：“十年前，我在汇丰银行当中国研究部主管。当时中国财政部发行美元的‘扬基债券’。目的是增加外汇储备以及‘创造一个中国主权债的持续收益率曲线’。

    但实际上，中国用高利率筹集来的美元又用来购买收益很低的美国国债。贫穷的中国为什么要补贴富有的美国？我搞不明白。在我看来，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已经太多，不是太少。况且，当时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但人民币具有升值压力，而不是贬值压力。在1995－1999 年四年间，我写了很多文章和报告讲这个道理。至于第二个理由，‘创造中国主权债的持续收益率曲线’完全是外国投资银行的一些人怂恿中国财政部发行外债的一个牵强附会的理由。但财政部官员也很快利用了这个理由。其实是外国投资银行想作这一单生意，要赚这笔佣金，某些人想出国路演而已。虽然当时汇丰银行和高盛两家承销这笔‘扬基债券’，但我在研究报告中说了实话，并对记者发表谈话，反对这次扬基债券，称之为‘双输’行为。

    第二天，香港的《南华早报》发表了我的‘双输论’，汇丰银行立即开除了我。我很愤怒，但至今认为这是我分析员生涯中最光荣的一个片断。”这是张化桥先生的光荣生涯，但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砸饭碗和位子的危险，去戳破一些内幕换取这样的光荣呢？看看中投公司近期在市场踩上的“连环雷”吧，再看看主权财富基金的成立背景和理由，对于市场的一些传言，也许不能简单的当作流言蜚语处理吧。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市场是由千千万万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利用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无数分散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自由组织资源进行生产交易；而计划经济是由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官员发号施令进行生产筹划的，即使中央计划者是个“哲学王”，他也不可能知晓市场已经、正在或者将要发生的所有信息和知识。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渐发育成熟，而目前的中国巨大外储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却是由少数几个官员支配着，这完全是计划经济模式。这些储备并非这些中央计划者的私产，而是政府权力下的全民强制储蓄。如果说国内垄断国企是靠着政府赐予的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的话，那么主权财富基金的经营是踏出国门，在全球市场上和国际资金进行贴身肉搏，一点保护都没有。这中间汇率变动、市场走势关系到宏观经济无数的变量，与其没有切身利益的政府官员如果做到算无遗策的话，那是不合逻辑的。这种决策系统一旦出错，那后果是天崩地裂的大变革！因为损失的是亿万中国劳动人民数十年来的血汗积累！

    政府经营庞大资产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如此多的外汇储备是否真的适合由政府运作？这个风险是否真的该由政府来背？在政企分开大趋势下，主权财富基金可以说是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理的。在未来，它很可能成为一小部分官员和学者的权力学术寻租的猎物，而最终的输家却是中国全体公民。

     

2008年09月16日14:29

如需要更多的信息，请联系安邦集团。E-mail: hejun@anbound.com.cn

作者:陈功 张巍柏

摘要：很多基金经理都是“三年速成班”性质，结果成百上千亿的资金成为这些新鲜人的练兵之用。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市场厮杀出来的明星基金经理，就是机构用金钱堆出来的，其价值不可以拿小白领来衡量，尤其一些经历过完整牛熊市场而劫后余生的大资金操盘手，更是像金子般宝贵。这类人才，当然是别人挖角的重点。这也意味着公募基金的钱，它的运作人均水平，总可能要比其他资金差上一个档次，并让公募基金成为市场上的“傻钱”，注定是市场其他资本的猎食对象。

当2006年初中国股市刚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就曾指出，中国的股票基金注定就是只“待宰的羔羊”。如今2008年，早前被浓厚泡沫掩盖起来的中国股票基金行业真实能力，在惨绿色中被打回了原形，神话破灭，不知让多少老年投资散户倾家荡产。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08年上半年，股票型基金的业绩表现为亏损35.44%，偏股型混合基金的业绩表现为亏损35.55%。

基金巧言令色也不能改变其惨淡业绩的事实

自从A股市场在去年10月见顶至今，大盘调整幅度已超过60%。这一过程中相当部分的股民、基民账户资产明显缩水。为了改变基金在基民心目中不断衰落的地位，基金为此特别披露了一组统计数据。

据某基金指出，时间追溯到2005年6月6月上证指数998点开始反转，一波波澜壮阔的大牛市行情到2007年10月16日的制高点6124点，股指上升了5.14倍，而与此同时2005年6月6日以前发行的92只指数型、股票型、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净值平均上涨440.35%，这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之后中国股市演变为更为汹涌的回调之势将股指快速拉回到2008年8月29日的2397点收盘价，股指下跌了61%，据统计期间233只股票型、混合型基金净值平均下跌45%。尽管大盘遭遇大幅下跌，但偏股型基金表现仍然值得乐观，大盘指数到2300点时，当年的92只老基金的累计净值比当时998点时平均增长率达201%，而2397点仅比998点上涨1.4倍；尽管大盘在20个月后回到了原地，但偏股型基金仍然在这期间取得了37%的正回报，基本上为持有人赢得了可观的绝对回报。

基金们得出的结论是：偏股型开放式老基金过去20个月基本保持绝对回报的纪录再度证明了基金对于普通投资者的价值。

往自己脸上贴金能做到这种程度，也算是难能可贵了。用自己没有跑赢牛市

速度赚的钱，来抹平自己在股市下跌的熊市中亏的钱，然后还告诉别人我赚钱了，这种逻辑确实无与伦比。但问题是，基金在大牛市中，跑不赢指数，而且在熊市中，它们早就将盈利差不多亏损殆尽了。要知道，在原先2300点的时候，这些基金们，可是大赚2倍的收益。而现在2300点已经时隔2年，它们的盈利只有区区37%了。但我们别忘记了，我们的投资对象——上市公司们，它们在2006年和2007年的盈利，好像都是以100%左右的速度增长吧？不知道这些所有者权益增值部分，跑到哪里去了？相对于上市公司庞大的市值增长，基金现在毫无疑问是在海底底层的被压迫者。

 

还有更令中国基民费解的是，2008年上半年，随着A股市场的大跌，投资于股票、基金的投资者们都损失惨重，资产严重缩水，但就在这样的市场中，基金公司的管理费却超过去年同期一倍多，基民在2008年上半年所交纳的各项费用总计竟然超过了300亿元，其中基金公司们收走的费用高达188亿元！基民用300亿元雇来的“顾问们”，帮助基民们损失了近万亿人民币的市值。

而很多基金“亏钱”的方法也被人挖出来了，那就是将过多的资金配置在单一行业。8月至今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基金的净值缩水三成以上。而8月1日至今，上证综指的跌幅为17.94%。很多散户可以“庆幸”，自己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基金经理。难怪有媒体感慨：真不知道这种种近乎极端的资产配置策略，究竟是制度套利还是纯粹的赌博呢？资产配置要求形同虚设。适当收缩战线、提升持股集中度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将超过30%的仓位押注于单一的行业，显然已将风险忘记在脑后。

令人不敢恭维的中国股票基金预测水平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07年，看看当时基金们到底都是如何看待后市的。当时今日投资的9月份基金经理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有高达84%的基金经理认为那时的股市被高估，创调查以来新高，另一个进行的基金经理问卷调查活动则显示，全国各地几十家基金公司、80名基金经理的反馈结果告诉我们，有72%的基金经理认为，未来3个月上证指数在5500点到7000点之间震荡。此时，安邦分析师已经在我们的“每日金融”分析专栏中对股市风险提出了两次严重警告，对于这项调查，我们只能苦笑着指出：机构投资者心知肚明“吹泡泡”。

时间继续往前，我们也看到一些基金经理往往有些很惊人的观点。例如，在5000点“高空作业”的基金经理，就认为“蓝筹泡沫”很合理。根据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测算，从2007年7月1日至8月24日，基金的首发/转型扩募和分拆，大约带来2200亿的增量资金，这还不包括那些打开申购、分红持续营销的基金。面对汹涌而入的资金，在5000点“高空作业”的基金经理们并没有感到棘手，他们指出，“股市还会大涨，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股票可以买.从静态市盈率来看，很多股票确实不便宜了，但从动态市盈率来看，仍然还是合理的。”不少基金经理给出了这样的判断，支持他们乐观看待绩优蓝筹的重要原因在于上市公司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他们称，如果仍然静态地去看市盈率，这种思维只能用刻舟求剑来形容。博时价值增长的基金经理余洋表示，这种“蓝筹泡沫”有一定合理性，在基金财富效应的感召下，很多散户把钱交给基金操作，基金管理人拿到资金最直接的选择就是买蓝筹股。不少基金经理建仓起来毫不手软，“可能买贵了，但不会买错”、“时间换空间”成为他们对持有人反复解释持股的理由。

时间继续往前，在2007年8月9日，上证指数站上4700点的时候，多家大型基金表示，“我们接近满仓状态，大量持有蓝筹股，因为我们不认为存在大量的泡沫，但结构性泡沫永远都会有。”当时有华夏基金人士认为，“新高度需要新思维，挑选机构钟意的股票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关键。即使股市发生调整，新成立的基金们都要建仓，还是会拉动蓝筹股的价格，价值投资将会更好地在A股市场体现出来。”这句话强烈的暗示了后来越来越大的蓝筹泡沫，但基金经理却显然不担心，“只要这些行业的成长性的确够好，泡沫最终会用时间来消化。”

现有体制下，基金注定是被分食对象

自从1999年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鼓励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以来，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主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目前为止，缩水一半的基金规模仍旧有万亿人民币，它已经毫无疑问成为中国股市上最重要的资本力量之一。

不过随着基金的迅速发展，它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断显示出来。实际上，早在2000年的时候，《财经》杂志的一篇关于“基金黑幕”的文章，就让当时的股市着实震动了一把。至今为止，这种情况有没有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而有所改善呢？

记得2007年温家宝总理谈到资本市场的时候曾说道：“我虽然很少就股市发表意见，但我却每天关心着股市的行情。我可以向大家讲的是中国将坚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对于证券市场，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第一，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这是根本。第二，要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证券市场。第三，要加强监管，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第四，要加强以制度为主的证券市场的基础建设。第五，要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应该说，温家宝总理谈到的都是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这五个方面恰恰是我们资本市场目前存在重大问题的几个方面，所以才会进了国务院总理的视野范围。因此，我们绝不能对于早前国内股市所存在的信托责任缺位、内幕交易严重等问题的改善，有任何过于乐观的倾向。

想当年，券商对于委托理财资金的信托责任缺位，导致的结果是挪用客户保证金成为券商内部公开的秘密，最终引发的风险是券商500亿－1000亿左右的坏账，以及数家大型券商的倒闭，其中就有规模超过百亿的南方证券。那么现在的基金，手头拿着庞大的“基民”储蓄，一旦因为信托责任缺位、监管不力而发生爆煲的事情，那对于社会的影响恐怕不仅仅是引发金融风险和股市崩跌这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流失的大部分是国有资产，后面还有政府兜底，而基金管理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钱，一旦因违规、违法原因造成大量资产损失，将动摇的是社会稳定。就如我们原先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基金是风险之源！随着基金数量越来越庞大，它们已经成为中国股市当之无愧的“大股东”，并将越难承受市场大幅下挫的冲击。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未来不排除由于信托责任缺位问题而触发市场对基金的整体不信任问题，并进而引发市场连锁反应的可能性。

现在随着股市的崩跌，问题正在逐步引发。它们用业绩证明了它们能力的弱小，它们只能被其他更强势的力量分食。靠着“抱团取暖”做出来的更大基金市值，也在这次股市大跌中逐一打回原形。最近基金重仓股就不断加入暴跌行列，大有“晚节不保”之势，引发市场各方关注。9月2日，上证指数仅下跌0.87%，而基金重仓股之一双汇发展跌停，贵州茅台也创了今年以来的新低。而从8月18日至9月3日两周左右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下跌7.1%，深证成指下跌9.96%，沪深300下跌8.24%，而基金持股占流通市值比例最大的前50个股票平均下跌了17.05%。短短一周时间，仅双汇发展、苏宁电器、贵州茅台3只股票的下跌，就让基金的账面价值失去了数十亿元。

基金原先的“抱团取暖”就注定了它们今天的“联袂暴跌”。我们完全可以说，基金用事实证明了，它们不是在通过研究股票来投资股票，因为它们研究能力低下，总是走在市场趋势的后面；它们只是通过资金在做股票，因为只要砸钱，股票就可以上涨。它们的行为与机构投资者应有的行为，与价值投资者应有的行为，则大相径庭。

它们高得离谱的股票换手率，哪里有半点投资家的风范？根据天相投顾对59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所有偏股基金的股票投资换手率的统计，与去年同期相比，全部偏股基金的股票换手率由2007年上半年的1.48倍，下降到0.98倍。其中，下降最明显的基金类型是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换手率从1.45倍下降到0.92倍。其次是混合型基金1.61倍下降到1.06倍。与之相比封闭式基金的换手率则基本走平，由1.25倍小幅回落到1.21倍。这样的换手率意味着一只股票在基金手中的平均持有时间，2008年是不超过6个月，而2007年则是不超过4个月。难道基民给基金的钱，不是用来投资，是用来练手的么？

没错，就是用来练手的。据晨星中国的统计，目前国内基金经理的培养期约在5年上下。通常情况下，国外对基金经理的培养期需要12年以上。但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义相2007年12月2日在第六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表示，“2007年前三季度到9月底基金经理变更268次，折算全年是172次，一共300多只基金，也就是差不多每个基金都变过一次。从从业的年限来看，我们选取1年以上的基金作为样本，人数加起来平均的年限是4.1年，基金经理平均任职期限是1.3年。”

还有比管理经验时间长短和频繁跳槽更令人惊恐的数据。林义相指出，“从年龄上来看，我们的基金经理平均年龄在33岁左右，而美国为44岁，考虑到中国的基金经理学历高，就业时间晚，其任职经验是相当不足的。目前来看，1/3的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的经验不到一年，1/2以上的基金经理是两年以内，3/4的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经验不到三年。”

原来基金经理的新鲜出炉，基本都是“三年速成班”性质，名校硕士、博士毕业，一年研究员、二年基金经理助理、三年基金经理。一个市场厮杀出来的金牌基金经理，就是机构用金钱堆出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资本市场博弈胜出的明星基金经理，其价值不可以拿坐班的小白领角度衡量，尤其一些经历过完整牛熊市场而劫后余生的大资金操盘手，更是像金子般宝贵。这类人才，当然是别人挖角的重点。这也意味着公募基金的钱，它的运作人均水平，总可能要比其他资金差上一个档次，并让公募基金成为市场上的“傻钱”，注定是市场其他资本的猎食对象。

也确实，在公募基金中，给人打工挣了几个亿，年底却只能分给3万元，你什么想法？这是2007年初基金业内发生的事情。业内人士披露：目前有家管理规模已达上百亿的基金，但董事会近期公布的年终奖金分配方案却让该公司员工大跌眼镜，奖金总额只有110万元左右，平均每人2.5万元，基金经理最高也只有3万元。据说，董事会这样“抠门”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为了照顾股东分红；二是觉得去年行情好，董事会认为基金经理的作用有限，换一个人一样可以获得这种业绩。有业内人士笑着说：“加上20万元的年薪，这家公司一个基金经理的全年收入只有23万，这可能还比不上一个资金量几十万元的股民去年炒股赚得多，更别提和私募基金经理的收入比了。”反观私募基金，在2006年行情中，绝大多数私募基金至少都有翻倍的收益，提取的管理费少则200万元，赚了1000万元以上的不在少数，而收益最高的一个私募基金经理光是收取的管理费就超过四五千万元。这一正一反的结果是什么？自然是顶尖基金经理接踵辞职。

明星基金经理都是公募基金出来的，问题是机构用大把银子培养出来的赢家，却不舍得给人家报酬，结果自然是本事炼出来了，人也走光了，留在公募基金里面的不是市场的输家，就是刚刚持证上岗的菜鸟。公募基金最后成了其他资金的“黄埔军校”，为中国资本市场建设贡献出大批的人才。

巴菲特曾说过“坐到牌局里，你看不到谁是待宰的冤大头，那么毫无疑问，你就是那个冤大头”。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情况告诉我们，公募基金，就是这场牌局的冤大头。

      有些企业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管理者喜欢挑大梁，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过问，这就导致管理者在时大家忙忙碌碌，管理者不在时大家无事可做现象出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管理者必须懂得发挥下属的作用，让他们思考和操作，给他们一个挑大梁的机会。
      如果不能够让员工感觉到自己在为企业挑着一个重担，就容易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
      善于让下属勇挑重担，是管理者考验其能力的手段，也是管理者用权的策略。如果是千斤重担一人挑，只能说这个管理者的权力欲过于膨胀，而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工作方法。一个人有十分的能力，要给他十二的重担。
      三星集团的董事长李秉哲就是一个善于给下属重担的人，他深知，当一个人担任某项重要的职务时，往往会干出意想不到的成就来，关键是要发现这样的人才。
      从创业时期起，李秉哲就认为，信任可以换来忠诚，信任可以激发员工的潜能。他以各种形式传达对员工的信任和关怀，并对确实有能力的员工委以重任，为其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三星也因此成为了世界知名企业。
      在交付给下属重要的工作时，提醒你注意以下几点：
      交代任务时，要使他感觉到领导“看得起他”。
      在听到别人对下属的非议时，当予以驳斥，并且一如既往重用下属。
      在下属出现了某些工作失误，特意赶来向你解释时，要给他安抚，使得继续努力。
      在因为某些客观原因下属工作受挫时，要勇于担当，绝不能让下属当替罪羊。
      倘若采用了这些步骤，无论多单纯的工作，也能令下属体会到工作的重要性，并由衷地致力于工作岗位。

【导言：管理者都知道，管理的核心是人。但人也是最难管理的，因为同样一个人，做同样一件事，结果可能千差万别。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员工的积极程度不同，就象战争中的士气，士气高涨，则战无不胜，士气低落，则必走麦城。古人云，带兵者首善带心。管理员工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公司的员工们常常毫无斗志，那么这个公司离倒闭也就不远了。所以，管理者的重要责任，就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请君自问，您做到了吗？】
案例介绍：
F公司是一家生产电信产品的公司。在创业初期，依靠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不怕苦不怕累，从早到晚拼命干。公司发展迅速，几年之后，员工由原来的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人，业务收入由原来的每月十来万发展到每月上千万。企业大了，人也多了，但公司领导明显感觉到，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低，也越来越计较。
F公司的老总**一贯注重思考和学习，为此特别到书店买了一些有关成功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来研究，他在介绍松下幸之助的用人之道一文中看到这样一段话：“经营的原则自然是希望能做到‘高效率、高薪资’。效率提高了，公司才可能支付高薪资。”他想，公司发展了，确实应该考虑提高员工的待遇。为此，F公司重新制定了报酬制度，大幅度提高了员工的工资，并且对办公环境进行了重新装修。
高薪的效果立竿见影，F公司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所有的员工都很满意，大家的热情高，工作十分卖力，公司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但这种好势头不到两个月，大家又慢慢回复到懒洋洋、慢吞吞的状态。这是怎么啦?F公司的高工资没有换来员工工作的高效率，公司领导陷入两难的困惑境地，既苦恼又彷徨不知所措。
案例分析：
F公司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企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创业初期，每个人都可以不计报酬、不计得失、不辞辛劳、不分彼此，甚至加班加点、废寝忘食。但是，只要企业一大，大家这种艰苦奋斗、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没有了，不分上下班的工作干劲和热情态度也不见了，关心企业、互相帮助、团结如一人的融融人情氛围也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三：
首先，因为企业大了，老板或忙于企业发展的大事，或忙于社会上各种应酬，与原来创业的老员工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感情必然疏远，心理距离必然拉大，以感情作为激励手段的作用自然就会逐渐消失。
其次，在创业初期每个老板可能对公司员工，尤其是对一些核心骨干有过许多承诺，但当企业真的做大之后，老板（或许忘了）并没有兑现这些诺言，因而老员工便产生失望情绪，接下来的自然是消极怠工，或是集体跳槽。
第三，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必须走向制度化的管理，而制度给人的感觉总是冷冰冰的，原来的那种相依为命一起创业的融洽感觉消失殆尽，称兄道弟不行了，一切都要按级别来，按公司规定来。制度容不得感情。
还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就是F公司把工资提上去了，工作环境和条件也改善了，但没有把员工的工资奖金同工作目标相联系，同业绩挂钩，也就是说，每个员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就能稳稳当当拿到高工资。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卖力干呢?!由以上分析可知，F公司的问题就在于：首先，对快速成长企业的经营管理缺乏经验；其次，怎样让高工资发挥激励作用认识肤浅；第三，激励手段简单且不配套、不系统。
解决方案:
建立以薪酬制度为基础的激励系统针对F公司的现状，其重点是建立以薪酬制度为基础的激励系统，使企业进入“高工资、高效率、高效益”的良性循环。
一、薪酬制度设计
薪酬设计的要点，在于“对内具有公平性，对外具有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进行设计，而不是拍脑袋随意而定。一般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职位分析。这是确定薪酬的基础。
第二步：职位评价。职位评价（职位评估）重在解决薪酬的对内公平性问题。
第三步：薪酬调查。重在解决薪酬的对外竞争力问题。
第四步：薪酬定位。即根据企业状况选用不同的薪酬水平。
第五步：薪酬结构设计。确定职位工资，需要对职位做评估；确定技能工资，需要对人员资历做评估；确定绩效工资，需要对工作表现做评估；确定公司的整体薪酬水平，需要对公司盈利能力、支付能力做评估。每一种评估都需要一套程序和办法。可以说，薪酬体系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制定和实施薪酬体系过程中，及时的沟通、必要的宣传或培训是保证薪酬改革成功的因素之一。必要时，让员工参与报酬制度的设计与管理，这无疑有助于一个更适合员工的需要和更符合实际的报酬制度的形成。
二、配套激励措施
除了薪酬之外，员工还需要有精神上的激励。有时候，精神激励比物质激励更为重要。
1.设计适合员工需要的福利项目。高薪只是短期内人才资源市场供求关系的体现，而福利则反映了企业对员工的长期承诺。
2.重视内在激励。对员工进行表扬，也是对员工的一种认可，这样由外而内的激励，可以激起员工自身的成就感，从而对公司产生认同。
3.引入适度竞争。适度的竞争不但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让员工产生危机感，危机对人的刺激往往比奖励更大。
4.奖惩适度。没有奖励，就没有动力，没有处罚，就没有约束。适当的奖励和惩罚是没个企业所必须的制度。但惩罚必须合理、有度。
5.创造公平的企业环境。企业的整体文化环境与氛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态度，而人们最忌讳的就是不公平。
6.重视对团队的奖励。只有将团队作为奖励的对象，员工才会有归属感，才会觉得自己不应该离开。（根据《牛津管理评论》编辑整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完人实际上是很少的， 我不希望大家去做一个完人。大家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为了修炼做一个完人，抹去了身上许多的棱角，自己的优势往往被压抑了，成了一个被驯服的工具。但外部的压抑并不会使人的本性完全消失，人的内在本性的优势，与外在完人的表现形式，不断地形成内心冲突，使人非常的痛苦。我希望把你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贡献于社会，贡献于集体，贡献于我们的事业。每个人的优势加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具有“完人”特制的集体。

我的缺点和劣势是明显的。我大学时代，没有能参加共青团，在军队里，尽管我非常努力，但也加入不了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上级领导认为我有重大贡献，在其直接干预下，我才加入了。按正常情况来看，我肯定也是有问题的。我并不埋怨任何人，他们指出的确实是我的不足。我们公司以前有位员工，已经到美国去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你这个人只能当老板，如果你要打工，没有公司会录用你。

我在人生的路上自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我英文不好，是现在不好，但是不等于说我外语能力不行，我在大学可是外语课代表，我那时还自学了英语、日语，都能简单交流，看书了。但后来为什么不行了呢？20年军旅生涯没使用这个工具，就生疏了。当我走向新的事业的时候，虽然语言对我很有用处，但发现我的身上最主要的优势是对逻辑及方向的理解，远远深刻于对语言的修炼。如果用很多精力去练语言，可能对逻辑的理解就很弱化。我放弃对语言的努力，集中发挥我的优势，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对于我来说，虽然英文好，可能我在人们面前会挺风光的，但是我对社会价值的贡献完全不一样了。我就放弃一些东西，集中精力充分发挥我的优点。

在人生的路上，我希望大家不要努力去做完人。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去改造缺点，等你改造完了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我们所有的辛苦努力，不能对客户产生价值，是不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优点的发挥。当然不是说不必去改造缺点。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完人的心理负荷太重了，大多数忧郁症的患者，包括精神病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社会中是非常优秀的人，他们绝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得不了这个病，就是因为太优秀了，对自己追求目标太高了，这个目标实现不了，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做出伟大的业绩来，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比较现实的目标。这样心理的包袱压力才不会太重，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包括活下去的信心，生命的信心。

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优势，也多看看别人的优点，从而减少自己心理太多的压抑。要正确地估计自己，绝大多数人都会比较过高估计自己。我们的豪言壮语如果偏离了我们的实际，你会浪费你很多精力，而不能实现你的理想。有一首歌叫《铃儿响叮当》，这首歌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圣诞节里不可缺少的歌，其作者是约翰•皮尔彭特。他的一生从来就是过高地估计自己，他设计的人生目标最后全都失败了。直到87岁，那天出去参加人家的圣诞平安夜，在途中，赶着雪橇车的时候，随意哼唱出这首歌，结果这首歌就成了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你看看，过去的失败，就因为他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人生，他浪费了80多年不应该浪费的光阴。（节选自任正非在优秀党员座谈会上的发言）

如何确保公司的战略执行体系运作良好？战略回顾会也许是不错的选择。通过系统地回顾公司战略，包括战略目标、对目标的衡量指标以及相应的行动方案，可以检验公司的战略有没有问题，从而更精确地调整战略。那么如何使战略性回顾会高效而聚焦呢？

　　聚焦并以解决方案为导向

　　聚焦是首要要求。战略回顾会的重点是战略目标的完成情况。在很多公司中，战略回顾会的议题往往很难聚焦。要避免两个极端现象：一是报流水账，各部门把自己所有的工作宣读一遍。另一种情况是，会议事先设定好了重点议题，但很多不是战略性而是运营层面的问题，比如某个岗位的招聘或是产品生产的技术问题等等。所以，战略回顾会既不能过多地纠缠于细节，也不能覆盖所有事情，而要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战略目标有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和解决方案。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一定要避免形式化的讨论，回顾会需要的是针对性的讨论，必须对战略性问题的解决产生方案或思路。

　　精心准备

会议取得好的效果，关键是提前准备好回顾的报告。大部分情况下，很多参会者，包括业绩的报告人并没有认真地做准备。结果是会议的宝贵时间往往被用来做基础的讨论，而不是选择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当衡量指标显示一个战略目标没有达成，负责这个指标的经理应该在会前对业绩不达标的原因进行分析，然后说明补救措施，以及由谁负责执行。如果经理们提前做好了这些功课，会上高层领导就可以直接对解决方案做出判断。在一些企业，每一个战略目标和指标的分析都制定了统一的分析模板，并对分析内容做了详细的规定。

战略回顾会的准备工作必须要有人员和流程的保障。首先要建立汇报小组，一般包括协调人、指标报告人、指标数据收集人、会议主持人，各有分工。另外，制定规范的流程有利于会议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精心组织

　　多长时间举行一次战略回顾会？为确保企业的执行力，企业应该定期召开战略回顾会，最好是每季度一次，可以选择每个月汇报一些较小的目标与指标，以此降低季末回顾的压力。如果一个企业既召开月度回顾会，又召开季度回顾会，那么月度会议可以重点回顾月度指标，而季度会议则把季度指标和月度指标一起回顾。月度回顾比较注重营运性的议题，而季度和年度回顾则偏向于战略议题。会议多的企业一方面要精简会议，尽量理顺公司的流程和进行合理的授权，通过清晰的职能分工来解决无需会上讨论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每次会议的有效性。战略回顾会是企业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的效率非常重要。最理想的情况是企业应该用3～4小时开月度会议，而季度会议的时间只能是一整天。

　　会议的议程和掌控

为了提高效率，战略回顾会的议程应该紧扣主题——战略和绩效。会议通常需要从回顾战略的整体完成情况与整体业绩开始，然后对具体的战略目标（包括财务目标和非财务目标）进行回顾和分析。比如对于服装品牌营运商而言，非财务目标包括关键客户满意度的提升、渠道开发和优化、提高产品设计的命中率、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等等。每个目标都应有一个责任人来主导，进行系统的回顾和讨论。会议的最大敌人就是偏题和无休止的讨论。对会议的掌控非常关键，主持人必须掌握好时间和节奏。（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治大国如烹小鲜，做企业与做馒头有异曲同工之妙：做馒头离不开面和水，同样做企业也离不开“面”和“水”。

　  做企业的面是什么？面是企业的战略、组织、制度、流程和人员。有了这些，企业就可以运作了，控制这些要素，企业可以很大程度上左右运营的结果，所以很多企业管理者更关注精挑细选“面”，战略要合理、组织要高效、制度要完善、流程要顺畅、人员要精干。做企业的水是什么？水是企业的价值观、沟通、合作、学习力、竞争力。没有这些，面再多，都不能做成馒头。他们无形，但却渗透在企业的每个角落。

　　“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这是对做馒头技术不够娴熟的人的写照。企业亦然。企业初创，靠权威，靠利益，靠机遇，但管理混乱，没有战略，这是面少了，于是加强控制，加面。企业加强了管理，加强了控制，有了各种制度、流程，也做了战略，企业做大了，规范了，但是发现企业没有了活力，效率开始下降，人情开始冷漠，官僚主义抬头，这是水少了，于是加水。但是如果水多了呢？企业太“务虚”，大家都关注价值观，关注人际，发现企业对外界的环境变化不敏感了，企业开始追求享受、内耗不断、市场萎缩、利润下降，面又少了。 

做企业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最高的境界应该是“水面合一，成竹于胸”！高明的管理者，会根据自己有多少面，来加入多少水，不会陷入“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循环。企业运作要讲求和谐，硬性与软性、制度与文化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馒头中的面与水，是浑然一体的，面中有水，水中有面。企业管理的有形与无形、务虚与务实、硬性与软性，道理也是一样的，只有浑然一体，才能发挥最大效用，企业与个人才会和谐统一。（根据新浪网有关文字整理而成）

一、培训应是有需求（个人或者组织需求）才培训，培训要注意差异化和培训效果，“有付出，没有收益”的事情，只有不懂经营管理的人才会干。

二、培训可采取公司和个人各承担一半的方式，因为担任某职位，必须具备相应资格和能力，因此个人一定要承担费用，然后才能享受公司福利，培训是公司给予的福利一种。

三、企业的激励、创新和治理应达到以下目的：工作轻松、快捷可控、减少政治内耗、审计监察、重大人事调配、市场高度认可。

四、组织每一个人的工作，应该有周报、月报、季报和年报；平时做好工作日志；随机调查，确保真实性，坚决反对弄虚作假。

　　五、“知人善任”是很关键的工作，用好一个人是管理者和领导者最大的责任；优良组织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管理，离不开灵活机制、充分授权和对人的信任。

　　六、优秀人才可以暂时委屈，但长期不可能；对于所有的人如果都按部就班去提拔，再加上打压和排挤，会导致忠诚于企业并且可以为企业所很好使用的关键人才流失。

　　七、一般优秀的人才成长途径是：给他的工作和责任，一点点加重，经过考察期过程后，给予全方位的信任、重用和充分授权。

八、优秀的人，他绝对能够换位思考，善于接纳别人意见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九、改善企业组织的管理，要从显而易见处做起；从最初的被动强制改善到养成良好习惯，管理者和领导者应发挥引导作用，真正做到以身作则，打铁还要本身硬。

　　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永远不忘记伟大梦想；永远保持自我反省和自我改善；永远保持空杯心态和强劲的学习力；学习力是决定企业竞争胜负的关键。

　　十一、我们只有科学地用好了企业内部的每一个人，才不会让企业的人力资本经营变成负资产，才不会成为竞争对手企业的培训基地和黄埔军校。

十二、敢于突破，敢于超越，敢于竞争，在保持企业活力的基础上创建和谐型组织。（来源：《牛津管理评论》）

1998年，是一个锋芒毕露而又危机四伏的年度。这年，以雕牌为首的本土品牌异军突起；这年，美轮美奂的奥妮广告依旧“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这年，丝宝开始酝酿一个被后来者奉为经典的“终端”策略……立白掌门人陈凯旋当时也选择了请明星做广告，但是在人皆以响亮、磅礴为傲的时候，他决定用“土到家”的方法，请陈佩斯做形象代言人。他的观点很朴素：“洗衣粉就是洗衣粉，是大众日常最普通的消费品……”

　　一则有些平民化、喜剧化的广告随后在各大荧屏登场亮相——在美国某机场，陈佩斯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旅行包，行色匆匆，神情紧张。洋警察以为是毒贩，经激烈追击，陈佩斯被抓住，拉开旅行包，却发现是一袋袋洗衣粉。陈佩斯招牌式的挤眉弄眼特写：“这是立白洗衣粉，是我老婆非要我带到美国来的。”陈佩斯扯着洋警察的领子，神情得意：“洗衣服干净，不伤手！”这则带有些警匪片色彩的广告，悬念迭起，气氛轻松，一播就是半年。“最不上墙”的广告得到了空前的关注，还获得了当年广告界的一个创意大奖。日后这则广告被高度颂扬，被认为是奠定立白全国市场基础的“三板斧”之一。

　　陈凯旋的第二板斧，则是顺着知名度做了一个让业内人叹为观止的渠道。强大的渠道是这样铸就的：每到一个省份，立白避开在省会设立分公司的模式，而是让销售人员直接下到最有实力的几个县，与当地日化经销商对接，选定几个专销商。然后总部投入广告、派出指导人员，下沉到县一级单位辅助经销商。这些经销商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和辐射能力，尽可能地横向和纵向铺开网络，产品延伸的地方，就是某个专经销商的“地盘”。

　　当某地的经销商做出名气了，通常附近的很多经销商都会慕名而来。此时，通过已有的“成功效应”，再以点带面一片一片地发展经销商，从而将辐射不到的区域全部覆盖。每一个经销商都细分到以县为单位设点，每个点都被要求做精做透，渠道也就一级一级地往下延伸。这种有多大能量就给你多大“地盘”的做法，完全因人能力而定区域，常常是，一个县级经销商能力强，它有十几个县的领地；一个省会城市的经销商如果能力不行，它的销售区域可能还出不了市。经销商也不会不平衡，他们都是跟总部直接对接，政策、待遇都一样。

一旦某地有了几个成熟的经销商后，立白就在该区域因势设立一个分公司，为经销商们服务。在四川，立白的几个分公司甚至设在了乡镇上。根据经销商设立分公司无疑又是行业的创举，有人戏称，颇有点当年的“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味道。截至2002年，立白的经销商达到了1600多家。这无疑是一组恐怖的数字。更为可怕的是，这1600多家经销商几乎只经销立白的产品，他们以草根的姿态分布于中国最难以突破、最复杂也是所有品牌望而却步的三、四级渠道。

第三板斧，则是医治了日化行业内泛滥成灾的窜货问题。多年来，“窜货”几乎成了流通领域的通病，没有人认为能够绝对根治，大多数厂家常避重就轻，苦无良策。为求解，陈凯旋常去一些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在日本，他接触到了一个名为“商会”的东西。商会是企业之间自发成立的一个约束相互行为、沟通交流经验的一个组织，在国内也逐步兴起。通常在商会的指引下，企业行为都较为规范，组织内部也严谨有序。企业可以成立商会约束行为，企业内部为什么不可以照搬此种模式？“立白商会”就此成立。商会中，各经销商都是会员，会长由大家轮流担任。平日里会员间交流经验，你帮我卖一些产品，我帮你销一些东西，经常联系沟通，自然谁都不好意思再窜货了。一旦有犯规者，会长有权召集商会会员，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对犯规者予以处罚，处罚资金用于商会内部的开支或补偿损失者。一旦违规严重或屡次不改者，商会也可以以民主的方式将其逐出队伍。

“三板斧”日后也被人定格为立白史上的三大战役。

【相关阅读：2008年1月28日，立白集团掌门人陈凯旋在公司内部《立白的光荣与梦想》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创业的时候，国内日化行业早已兵荒马乱，一些产品价格奇高，更多的消费者买不到或买不起优质的洗衣粉，所以我们觉得一定有市场，抱着这个朴素的理念，我们坚持做下去，所以就有了立足的机会。”

“没有任何一条路是畅通无阻的，做企业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看到了太多规则的瑕疵，我们不断完善，不断地改变规则，所以就有了机会。很多人抱怨找不到机会，问问自己，你对规则的理解和利用有多少？”

“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我们心存善念。因为只有首先对别人好了，别人才会同样地回报你。所以我们的合作伙伴、经销商、供应商，乃至员工，都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我们选择了一个不被看好的行业，选择了一条注定充满坎坷的道路，我们深知自己的渺小，所以我们走一步看一步，从产品、市场、工厂、渠道、品牌、知名度，一步步地提升，一点点地学习。失败的变数太多，我们尽可能地走得小心，走得平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着自己的责任。做企业如做人，我们不能留下大笔的财富，但我们至少可以留下一个让人尊敬的名声。……其实这是一条简单的道路，作为立白，我们就这样坚持了14年！”（来源：《商界》）

随着互联网技术成本的直线下降，数字化浪潮愈演愈烈，免费日益成为标准而非离经叛道，新商业模式正在崛起。2007年，《纽约时报》走向免费；今年，《华尔街时报》的许多内容也将免费。在游戏产业中，发展最迅猛的就要属广告支撑下的在线小游戏和可免费试玩的大型多人同时在线游戏。而谷歌更是将所有产品或服务都免费。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模式，免费经济正羽翼渐丰。我们试把免费做如下分类：

　　1.免费增值模式

　　免费品：网络软件和服务，部分内容。

　　免费对象：普通用户。

　　该模式是媒体订阅模式的基础，它又可分为如下几种形式：从免费到付费的内容分级，或者一个额外的比免费版带有更多特性的“专业”版网站或软件。

2.广告模式

　　免费品：内容、服务、软件等。

　　免费对象：所有人。

　　在广播电视节目或印刷物上投放广告，这种方式在基于互联网的广告模式前节节败退：包括雅虎的按页面浏览量付费的横幅广告、谷歌的按点击率付费的文本广告、亚马逊按交易付费的“会员广告”以及网站赞助，但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接着兴起的是下一波广告模式：付费的内置搜索结果、付费的信息服务清单，以及对某些特定人群的第三方付费。如今，企业正试图从产品推介(按文章付费)转向按关系付费，如Facebook。所有这些策略都建立在这个原理上：通过免费赠品可形成偏好显著的受众；为影响他们，广告客户愿意付费。

3.交叉补贴模式

　　免费品：能促使你去购买其他互补品的任何产品。

　　免费对象：每一个终将进行购买的人。

沃尔玛的最新热门DVD仅售15美元，这些都是为招徕顾客而削本出售的产品。在依靠低于成本价的DVD诱惑你进去之后，他们就可能卖给你一台洗衣机或是别的什么，这将有利可图。

4.零边际成本模式

　　免费品：单位发行成本极低的产品。

　　免费对象：所有人。

没有什么比在线音乐更能描述这一模式。在数字复制品和P2P传输方式的推动下，音乐发行的实际成本几乎为零。在这里，不管有没有商业模式，在无限制的传播手段下，产品变为免费。这股趋势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法律、道德规制、加密保护技术以及其他所有的盗版障碍都纷纷走向破产。

5.劳务交换模式

　　免费品：网站和服务。

　　免费对象：所有用户，因为其使用行为实际上已经创造了某些价值。

　　你只需通过验证程序，就能得到免费资讯内容；那些混乱不堪的文本框通常充斥着木马。你要做的就是对木马程序做出回应，接着你会被转接到其他站点——比起你浏览图片所引发的带宽消耗，此举颇有赚头。不管怎样，使用这些服务的行为本身就能创造价值。

　　6.赠予经济模式

　　免费品：包括开源软件或UGC在内的全部庞杂资源。

　　免费对象：所有人。

从Free cycle到维基百科，我们发现，金钱并非唯一的激励。利他主义一直都存在，互联网却为其创造了一个平台；在那里，个体行为将引发全球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零成本分发使得共享成为一种产业。

其实，对产品实施免费并不意味着你在特定时刻和场所就赚不到大把的钞票。为了赚钱，你必须从基本的市场思维，即两方——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博弈——转向更宽广的多方生态系统。在这方面，很多公司都应该有所作为。（文/克里斯·安德森  来源：《商界评论》）

少林寺　如何管理屡犯戒律的明星员工？　　
　　玄慈的用人之道
　　
　　领导者的鸡尾酒
　　　　
　　刘澜
　　
　　重读了一遍《天龙八部》。文学批评家陈世骧先生概括得好，《天龙八部》就是八个字：“无人不冤，有情皆孽”。陈世骧先生读的是文学家的门道，我顺便看了看管理的热闹。比如丐帮，作为天下第一帮，其组织结构、决策过程、领导人更替等等很有特点。比如星宿派，其干部选拔过程颇为独到。
　　又比如虚竹，其职业发展过程很值得研究。乔峰(萧峰)做帮主，是能力高强。段誉有势力，是出身高贵。而孤儿虚竹，武功低、脑袋笨、职务低，除了对人善良、对少林寺忠诚之外没有别的优点，却成为《天龙八部》之中，职业发展最为迅速的人物。
　　他因为善良而有奇遇，从能力弱、职位低的少林寺小和尚，一步登天，武功有了，职位也有了，当上逍遥派的掌门人、灵鹫宫的主人，当然高薪也有了。启示是什么？不是人品很重要，而是要想得高职高薪，必须——跳槽。如果不是跳槽到逍遥派，作为少林寺第三辈的小和尚，“玄、慧、虚、空”，虚竹想要出头，要等到什么时候？
　　以上说虚竹，是开个玩笑。下面说虚竹，才是正经的。
　　虚竹念念不忘少林寺，又回到少林寺当了小和尚，在番僧鸠摩智单挑少林寺、少林寺面临散伙危机时挺身而出，用玄生大师的话说，“全仗虚竹一人挽救”。但是，虚竹此前犯了杀戒、淫戒、荤戒、酒戒的事，以及私自学了旁门武功、悄悄当了左道掌门之事，也就此暴露出来。
　　大敌未退、正当用人之际的少林寺，面前摆下了很多企业都遇到过的一道难题：如何管理桀骜不驯、屡犯戒律的明星员工？
　　玄生、玄寂、玄渡讨论来讨论去，没有讨论出主意。还是作为少林寺CEO的方丈玄慈一锤定音，决定“依正道行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少林寺千年来造福天下不浅，善缘深厚，就算一时受挫，也决不致一败涂地，永无兴复之日。”
　　听了玄慈的话，“玄渡、玄生等暗暗叹息，虽有维护虚竹之意，但方丈所言，乃是以大义为重，不能以一时的权宜利害，毁了本寺戒律清誉。”最后一致通过，打虚竹一百棍，并逐出少林寺。不因为马上要抗敌，就赦免虚竹的过失。
　　玄慈大师的解决方案，不仅仅是大“义”凛然，也是受“利”的驱动，不过不是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是长久的基业大计。玄慈宁愿“一时受挫”，不愿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图的是长期利益、根本利益。
　　当然，你不一定要学玄慈，因为绝大多数的公司，追求的不是基业常青，而是短期赚钱。当然，那样的话，你也不要指望建立起少林寺一样的百年基业。
　　(本专栏亦发表在作者在世界经理人网站的管理博客)

徐志戎
　　
　　奈保尔显然是带了个显微镜去了印度。读完他《印度三部曲》，你在同意他关于印度是一团乱麻的结论之余，却把同情给了奈保尔而不是印度。因为在书中，他对印度的贫穷和浪费、民主和腐败、骄傲和愚蠢、善行和剥夺，表达了太多的愤怒和痛楚。靠软件外包发了财的新富们满含深情地怀念甘地，表达对田园和手动纺轮的向往，说到动情处呸的一声，红色的槟榔渣粘附在一口浓痰上，划出一道抛物线，越过一个老妪的头顶，落在写字楼的大理石墙面上。那老妪是大楼里的清洁工，正蹲在那里用手指拢起浮尘，慢慢朝垃圾桶走去——清洁工太多了，单凭她们的手指就可以覆盖整个大楼，以至于连抹布这样的工具都可有可无。
　　奈保尔向我们描述了这一团乱麻之后，终于有了另一个英国人——曾作为《金融时报》南亚局主任在新德里长驻四年的爱德华·卢斯——对这团乱麻加以剖析。除了种姓、宗教、人口和国际关系等规定动作之外，卢斯把重点放在了印度的政治制度上。
　　在卢斯看来，时至今日，印度仍然没有摆脱甘地和尼赫鲁的影响。前者让印度人至今对贫穷保持着一种古怪的态度：很多高种姓的精英知识阶层，怀着多多少少的内疚感，把别人的贫穷包装成宗教的深刻和人生的觉醒，在现世生活的浅薄和物质主义的幻象面前，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优越感。他们怀念农村生活，认为城市化全球化就是“把印度连根拔除”。泰戈尔的这句话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印度知识分子的态度：“农村是生命的摇篮，如果不能给予农村应该拥有的一切，就等于自杀。”让人感到古怪的是，说这话的泰戈尔们，总是喜欢城市生活的；而后者，则从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出发，建国伊始就为印度设计了一个堪比社会主义的制度，它的劳动法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事实上，印度的政府和企业基本上无法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哪怕他酗酒、长期旷工，甚至贪污和渎职。这样的劳动法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没有一个企业肯多雇一个人。在4.7亿劳动大军中，只有3500万人有正式工作，其中包括2100万政府直接雇员。也就是说，私营企业只消化了不到3％的劳动力。这部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初衷的法律，最终伤害了绝大多数劳动者。下面的这个古怪虽然堪称印度特色，但相信我们中国人也并不陌生：国大党靠农民用电免费的承诺上了台，但是村里只有少数富人买得起水泵。他们不停地抽水，去灌溉自己的庄嫁。穷人依旧汲井水为生，变化只是井从40英尺变成600多英尺深。
　　印度的政府机构是最大的雇主，除了无法解雇雇员之外，它还另有麻烦：政府的职位都是事先按种姓和宗教大致分配好了的。贱民领袖利用这个诱饵，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人数庞大的低种姓人群的支持。每一次政党更迭，政府机构都会经历一次膨胀，而不是重新洗牌。这个政府完全是卡夫卡式的：每一百个用于救济穷人的卢比，有七十个是用来给“公仆们”发工资的；每年，和军费开支一样多的钱用来为贫民发放救济粮。但40％的票证落到了富人手上，而粮食，一半以上被官员倒手卖回市场，形成谷贱伤农的吊诡结局。有一句话非常贴切：“在非洲，贫穷是一个悲剧，在印度，则是一个丑闻。”政府也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改革和精简：1999年，钢铁部向“行政改革部”提交了一份正式询问书，想搞清楚“印度的公务员在蓝色和黑色之外，是否还有权使用绿色以及红色的水笔”。经过整整一年的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反复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初稿用蓝色或黑色水笔。以后的修改过程用绿色或红色水笔。只有联合秘书以上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在宣布警告时使用绿色或红色水笔。
　　印度和中国，像一对闺蜜。如果西方人说这两个国家像一对姐妹，那肯定同时得罪了两个国家。概因这一对朋友都认为自己比对方好看得多。本书在为印度选外部参照时，80％是中国。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站在新德里来看北京的三农问题、少数民族政策和政治体制改革诸多问题。真心话：裨益良多！

文／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从广泛的角度来看，要防范金融危机，那么整体经济必须得到有效管理。
　　
　　1.金融自由化应该有序进行
　　
　　对历史上金融危机的分析表明，尽管放松管制和自由化是最终的目标，但必须对达到这一目标的每一步进程进行适当的管理，否则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过快的放松管制和自由化会造成难以预期的负面效果。自由化进程开始时，如果没有适当的银行监管体制、会计准则及披露要求、对关联贷款的限制和运转良好的法治体系作为后盾，对风险承担行为的限制就远远不够。坏账可能对银行未来的资产负债表带来潜在的毁灭性影响。
　　此外，自由化进程开始时，银行可能还没有发放贷款的专业经验，因此开放后银行在面临全新的贷款领域时可能会造成贷款质量下降。放开资本流动通常会造成信贷泡沫，因为银行面临的贷款机会大大增加，以及金融深化造成更多的资金进入银行体系。虽然长期来看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短期来看信贷泡沫可能造成信息扭曲、导致金融崩溃。
　　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存在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自由化。从一个国家的层面来看，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对于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转来说至关重要。在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将资金投入生产效率最高的投资机会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投资机会将具有极高的投资回报，从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
　　在金融体系自由化之前，特别是当对金融机构寻求国外资金和发行外币债券没有限制时，政策制定者必须建立适当的制度结构，以防范金融危机。
　　有人认为，只有当上述所有改革措施到位的时候，才能进行金融自由化。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有力的反对论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兴市场的既得利益者们通常对旨在改善金融体系效率的改革持反对态度，许多国家并没有在金融自由化之前进行必要的改革。相反，是金融体系的开放为改革提供了动力。一项关于自由化的研究表明，仅仅18％的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前法治就有改善，而64％的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法治得到了改善。这项研究还发现，金融自由化之后短期内商业周期波动性通常加大，但长期来看商业周期呈现出更大的稳定性。
　　尽管金融完全自由化值得追求，但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目标，在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伴随一定的限制措施。
　　金融自由化是一个长期进程，这个观点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的紧迫性。然而，距离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建议还没有被实施。对银行体系的审慎监管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占中国金融市场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坏账问题。尽管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如果迈得太快，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实际上，中国政府近来对贷款持续快速增长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试图控制过快的贷款增速。在这个背景下，全方位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将进一步造成信贷泡沫，坏账规模急剧增加，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但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官员一直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快速开放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完全融合。这种压力可能隐含别的企图，中国政府很明智地没有屈服于这种压力。中国的确需要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但是这一过程必须有序地进行。　　
　　
　　2.改革财政政策，防止财政赤字过高　　
　　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财政改革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关键所在。　
　　　
　　尽管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多是由金融体系的缺陷引发，2001～2002年的阿根廷危机表明，一旦财政政策脱离控制，即便审慎监管体系有效地限制风险承担行为，也不足以防范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财政改革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关键所在。财政改革包括很多方面。
　　首先，地方政府无力偿付时，中央政府一定不能救助。在知道中央政府一定会施以援手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有增加支出的可能，因为它们最终可以将负担转嫁给其他省的纳税人。这是道德难题和搭便车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只不过主体是政府而不是私人部门。如果地方政府支出超过收入，并要求中央政府为其赤字融资，中央政府就会发行更多货币。这种做法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者政府债务违约，从而引发金融危机。两种后果都在阿根廷发生了。
　　为使财政失衡不至于引发危机，另一项必要的改革是提高透明度。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政策不透明，导致财政政策失去控制。如果公众对政府的收支状况一无所知，也就是信息不对称，公众就难以约束政客将资金投于可以使政客的家族或朋友获利，或者承诺支持他们竞选运动的项目。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在发达国家也时有发生。然而，新兴市场国家财政的不透明程度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财政问题更严重的原因。
　　取消特别账户，整合所有财政行为，是向提高透明度迈出的一步。授予财政部长控制开支的更多权力，可以防止政府的不同部门推行它们各自的偏好项目，防止出现大额预算赤字。此外，可以要求采取预算平衡的措施。然而，平衡预算的做法可能被操纵，因此需要更大程度的预算透明度。　　
　　
　　3.货币政策框架应促进价格稳定　　
　　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可以不受政治干扰，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可以使中央银行关注控制通胀这一长期目标。　　
　　
　　货币政策在促进金融稳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价格稳定，即低通胀，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公众调查表明公众不愿见到通货膨胀，同时也有大量证据表明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胀，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通胀会降低经济增长。实证经验同样表明，价格稳定有助于推进金融深化，其益处包括更低的资金成本、更快的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我们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理解为价格稳定的重要性提供了另一个解释。我们发现，在历史上通胀水平高的国家，债务通常以外币计价，债务的美元化使金融体系更为脆弱，因为货币贬值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物价稳定是维持币值稳定的先决条件，只有币值稳定，银行、非金融机构和政府才能更容易地以本币举债。例如，以色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银行存款中超过50％为美元，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不足10％，在这十多年里以色列实现了低而稳定的通胀和财政整合。成功实现价格稳定可以降低经济体的外债依赖程度、减少货币错配、促进金融稳定。
　　什么样的改革可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达到价格稳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多得可以另写一本书，所以我准备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说一下。前面提到的财政改革是关键；如果财政赤字过大，政府只能发行更多货币来为赤字融资，这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实际上，新兴市场国家历史上高通胀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们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必须与政治脱离，因为政治家们通常更关注短期就业增长，会对中央银行施加压力，让中央银行实行扩张型政策以增加就业。这样的话，通胀率就会上升，长期来看会损害经济增长，从而会减少而不是增加就业。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可以不受政治干扰，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可以使中央银行关注控制通胀这一长期目标。此外，对中央银行进行授权，使中央银行将控制通胀作为首要目标，可以使控制通胀的措施获得更多政治上的支持。　　
　　
　　4.钉住汇率制的风险　　
　　钉住汇率制容易遭受投机行为的攻击，一旦攻击成功，本币崩溃无论是从规模、速度还是不可预期性来说，都要比浮动汇率制下的贬值大得多。　
　　　
　　钉住汇率制，即本币币值与美元之类的外币挂钩，通常在新兴市场国家使用，以促进价格稳定。钉住汇率制虽然成功地降低了通胀，却是引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钉住汇率制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债务美元化，使得经济体极易受到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钉住汇率制可以使本币币值更稳定，可以降低外国投资者的风险预期，从而鼓励资本流入。尽管这些流入的资本可能流向生产性投资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安全网的存在和银行监管不力可能导致过度信贷。从而，资本流入可能带来信贷泡沫，不良贷款急剧增加，甚至发生金融危机。
　　钉住汇率制还可以使一个国家更容易从国外市场获得资金，可能引诱政府实施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阿根廷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实例。阿根廷财政政策变得不可持续，诱发危机，经济陷入衰退。
　　钉住汇率制容易遭受投机行为的攻击，一旦攻击成功，本币崩溃无论是从规模、速度还是不可预期性来说，都要比浮动汇率制下的贬值大得多。钉住汇率制使得新兴市场国家更易遭受双重危机，即本币贬值严重破坏了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萎缩。
　　钉住汇率制实行的时间越长，退出钉住汇率的国家就会经受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更大的产出下降。
　　钉住汇率制有着如此明显的危险，如果新兴市场国家不采用钉住汇率制，而采用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允许汇率每天浮动，那么这些国家将受益良多。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第一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所说，“新兴市场国家采用灵活的汇率体制，是这些国家防范金融危机的最重要措施。”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变动和钉住汇率制下相比没有那么的非线性。实际上，浮动汇率制下的汇率变动使得私人企业、银行和政府意识到，发行外币债券隐含着很大的风险。货币贬值可能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早期预警信号，使他们尽早进行政策调整，以防范金融危机。
　　浮动汇率制并不能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债务美元化并不能完全消失，本币贬值将恶化资产负债表状况，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不管怎么说，把手指烧坏总比葬身火海强得多，浮动汇率制的危险还是小于固定汇率制。
　　因此，钉住汇率制仅仅依靠政府的公告，而没有稳固的制度承诺，更容易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不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学术文章中我一直倡导，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必须有明确的通胀目标和控制通胀的承诺的同时，实行浮动汇率制。
　　然而，钉住汇率制也不全是不合时宜的，浮动汇率制也存在不足。正如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Paul　Volcker)所说，“我们仍然不时听到有人为浮动汇率制高唱赞歌，觉得浮动汇率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在我看来是奇怪而又可悲的。”
　　新兴市场国家的政治和货币制度都不健全，历史上通胀水平较高，将汇率与硬货币挂钩可能是唯一一个稳定通胀预期、稳定经济的方法。出于这种考虑，一些经济学家建议，有时固定汇率制可能是必需的，形式上可以采用货币局制度，或者全盘美元化，也就是将美元之类的外国货币当成本币。
　　然而，正如我和泛美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列尔莫·卡尔沃(Guillermo　Calvo)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在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方面，选择汇率制度的重要性，不管是选择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比不上建立并发展稳健的金融、财政和货币体制。一旦一个国家将制度建设的希望放在采取某种汇率制度上，就像阿根廷在实行“可兑换计划”时所做的那样，它就注定要失望。过多地注重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将减弱对制度改革的关注程度，而包括改善银行和金融业监管、建立预算约束、执行可持续的可预期的货币政策、提高贸易开放度等在内的制度改革，是金融全球化顺利实施的关键。　　
　　
　　5.开放国际贸易　　
　　开放国际贸易不仅可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还可以降低危机一旦爆发时所造成的破坏程度。　　
　　
　　开放国际贸易不仅可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还可以降低危机一旦爆发时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如果资本突然停止流入一个国家，该国就不再可能获得购买外国商品和服务所需资金，因此必须增加其净出口(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该国货币必须贬值，这样出口产品就变得便宜，出口产品的国内需求增加，进口产品变得更贵，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减少。这样，就增加了净出口。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出口和进口占GDP的比重越大，净出口对一定汇率变动的调整能力就越强。一旦资本突然停止流入，对外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面临货币贬值的压力就越小，就更容易避免货币危机。此外，在贸易开放的国家，更多的企业出口产品或服务时以外币计价。本币贬值时，就算企业的债务以外币计价，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以本币计价的价值也在上升。本币贬值时，企业以本币计价的资产价值上升，与外币计价的债务上升相抵消，因此贬值对于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削弱。
　　因此，贸易开放降低了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货币危机引发严重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贸易越开放的国家，越不容易遭受货币危机，当它们经历资本突然停止流入时，产出下降的幅度也越低。我们已经发现，贸易开放可以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可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程度，这一事实应该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贸易开放的紧迫性。
　　(本文节选自米什金《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一书，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中文版。)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美联储理事

　　
　　文／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审慎监管与典型的资本管制存在着不同之处，因为前者关注金融不稳定的根源而不是表象。这种类型的金融监管可以提高而不是削弱金融体系的效率。
　　　　
　　最近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爆发前都有大量的资本流入，而危机爆发后却有大量的资本流出，很多人要问国际资本流动是不是造成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需不需要对资本流动加以控制。
　　支持资本管制的理由：金融危机爆发的模式表明，如果政府对银行监管不力，就会鼓励资本流入，并造成信贷泡沫和银行过度承担风险，国际资本流动也就造成了金融不稳定。上个世纪90年代初智利采取资本管制措施，得到了著名的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媒体的支持，这其中包括美国前财长鲁宾(Robert　Rubi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第一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和《经济学家》杂志，因为他们将资本管制视为解决信贷泡沫的途径。
　　资本流出也被经常作为外汇体系危机的原因之一，资本流出造成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外方将资金撤出，资本流出迫使当地货币贬值。限制资本流出可以降低危机的严重程度，这种策略得到了保罗·克鲁格曼、丹尼·罗德里克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的赞同。
　　反对资本管制的理由：资本管制阻碍了金融市场的自由运行，有许多不利后果。控制资本流入也可能阻碍用于生产投资的资本的进入。此外，金融部门向外国资本开放有助于改革，而资本管制则延缓了改革进程。尽管这些管制措施可以限制信贷泡沫，也会造成大量的资源错配和扭曲。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可能导致腐败，当企业希望将国外资本引入国内的时候，政府官员可能在获得好处的情况下为其寻求解决办法。而且，在国际贸易开放而且金融工具如此多元化的情况下，资本管制是否能起到效果也值得怀疑。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会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相反，事实证明，资本管制可能增加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关于金融危机发生原因的分析，并不支持将对资本流出管制作为抑制金融危机的办法。我们发现，汇率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经济(比如脆弱的银行体系或者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引发了投机性袭击以及随后的资本外流。根据这一观点，与汇率危机相联系的资本外流实际上是国内经济问题的症状而非诱因。上述观察来自于经验性的证据：首先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本国居民。许多实证性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资本流动或者经常账户的变化并不会预测汇率危机，但是经济基本面(比如银行体系的问题)上可以做到这一点。
　　马来西亚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采取控制资本外流政策，这产生了许多严重的不良后果。第一，经验证据表明，在危机中采取的控制资本外流政策很少有效，因为私有部门很快就会找到办法规避管制，并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这也是马来西亚的资本外流管制政策仅仅实行了一段时间就废除的原因。第二，证据表明，在出台资本管制措施后，资本外流可能加剧，因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削弱。第三，对资本外流的管制比对资本流入的管制更容易导致腐败，因为国内居民在危机期间更急于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因此愿意付出更大的贿赂。第四，对资本外流的控制使得政府不急于改革国内金融体系，结果是浪费了改善经济的机会。第五，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即使是短期的，也会抑制资本流入，因为这意味着资本流入后将很难撤走。
　　克鲁格曼、罗德里克和斯蒂格利茨认为，马来西亚在危机之后比其他东亚国家表现要好，这表明它所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有助于减轻危机程度。然而，我的看法却有所不同，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更接近于事实。在危机发生之前，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比其他危机发生国要好，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危机程度较轻。在危机之前，马来西亚的贷款膨胀现象较轻，贷款不良率也较低，原因是该国中央银行在监管方面比其他危机发生国要好。实际上，马哈蒂尔政府的反市场政策和言论导致了马来西亚危机程度加重。马来西亚资本管制政策的主要影响是给予政府更大空间支持那些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加剧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当马来西亚实施资本管制后，那些政治上有联系的企业股价上升，这一点也支持了管制的负面影响。
　　支持审慎控制的理由：许多例子可以强有力地证明，改善监管可以降低资本流入造成信贷泡沫和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可能性。比如，如果限制银行国外借款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就可以减轻。这些审慎监管的措施也可以视作资本管制的一种，但是审慎监管与典型的资本管制存在着不同之处，因为前者关注金融不稳定的根源而不是表象。这种类型的金融监管可以提高而不是削弱金融体系的效率。
　　智利所采取的控制资本流入的措施，通常被支持者们认为是资本管制取得成功的典型。但是，它并不是为了限制一切资本流入，而是为了限制可能危害金融体系稳定的短期资本，也就是“热钱”的流入。控制也不是通过直接限制，而是通过对资本流入征税来进行的。这样看起来，就不像资本流入的限制，更像是一种谨慎控制。实际上，有数据表明，智利的资本总流入没有受到这些措施影响，但是流入的资本中更多是长期资本，而不是短期资本。最后智利认为这些措施没有效果，于2001年4月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所有限制，完全实现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本文节选自米什金《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一书，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中文版。)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解读十七大报告中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点　　
　　
　　本报记者　周扬
　　上海报道　　
　　
　　为了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政策更好体现人民的利益，需要解放思想，使民主的形式更丰富，民主的渠道更宽阔。
　　　　
　　在10月15日的中共十七大开幕式上，胡锦涛总书记以“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题，在报告第六部分详细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也就是党本身的体制改革。
　　十七大报告的第十二部分，提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六项工作，这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十七大报告中的这两部分内容，《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两位党内的专家：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刘靖北，在中浦院从事党的中高级干部培训工作，与一线的执政官员有很多接触，他更多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十七大报告的要点。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刘宗洪，长期从事党建问题的理论研究，注重在教学中总结新的理论成果。10月16日，在仔细研读十七大报告后，两位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人民民主是生命
　　《21世纪》：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应当如何理解？
　　刘靖北：“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在以前的党代会报告中没有提过。
　　原来我们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是民主、平等、博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复兴。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民主。十七大报告提“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正表明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
　　《21世纪》：可不可以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刘靖北：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十七大报告很明确的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当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废除领导终身制，就是个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当时有不少阻力，但是最终做成了。
　　现在党的领导都是任期制，地方主要领导——党委书记或行政首长，一般在一个地方都不能超过三届。在政府任职，最多只能做两届。这已形成制度或惯例。
　　《21世纪》：从十七大报告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关注点？
　　刘靖北：我们看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看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个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就是政府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
　　我们说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先从党开始，这也是符合我国的政治现实的。共产党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是核心，这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
　　
　　丰富民主形式
　　《21世纪》：十七大报告里提到要“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应当从哪些方面来看？
　　刘宗洪：“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揭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点。根据十七大报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在宪法和法律内活动，这在理论界或领导干部中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民主渠道。
　　为了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政策更好体现人民的利益，需要解放思想，使民主的形式更丰富，民主的渠道更宽阔。事实上，民意的表达有体制内渠道，还有体制外渠道，目的是让民众的意志能够得到表达和情绪得到宣泄。健康的社会是能够让社会矛盾及时暴露出来，党和政府能够及时把社会的各种矛盾化解掉。这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构建和谐社会十分重要。
　　《21世纪》：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刘靖北：这是第一次提出。《中国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规定，在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原则是，“农村每一代表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意味着，从选举权的意义上，四个农民才相当于一个市民。这是选举权不平等的体现。
　　选举权的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基础。十七大报告提出这样的建议，解决“城乡公民选举权不平等”问题。这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空间很大，没有必要再去照搬西方的制度。在已有的人大制度框架内去完善和改进它，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党本身的改革
　　《21世纪》：党本身的体制、机制改革是最为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
　　刘靖北：党的改革绝对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党不改革其他都改不了。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也是十七大一个新的提法。党内民主怎么做，党员主体地位是党内民主的一个主题。去年6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先进性建设总结大会上，提出党员主体地位。写进党代会报告这是首次。
　　十六大以来，通过了一个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条例，是2004年9月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章、条例等赋予党员权利一些保障。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首先要保障党员的权利。
　　《21世纪》：党员的主体地位应该怎么理解？
　　刘靖北：国家权力一切属于人民，十七大报告也提到“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做主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样对应可以理解党员的主体地位。党内事务由党员做主，重大决策重大事项由党员来决定。党员是个集合的概念。
　　比如党务公开是保障党员知情权的重要方面，十七大代表的选举，代表名单提前公布等等举措就体现了党务公开。
　　党员的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如何保证，关系到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
　　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比如十七大党代表的选举，差额扩大到15％。党代表选举三上三下，党员的参与率98％以上等等。这些举措体现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也体现了党员的主体地位。
　　《21世纪》：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党建问题有什么亮点？
　　刘靖北：“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这也是新的提法，已经进入到“实行”的层面了。代表大会常任制，上海的一些乡镇也在试点。有些代表大会不是常任制，但代表是常任制。
　　此外，地方党委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机制的改革值得关注。比如减少党委副书记职数，党政交叉任职等等改革，已经在做了，这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来。
　　今年6月底，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就很明显：党委书记一正两副的格局。一个副书记兼市长这很正常，另一个专职副书记就很特殊，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十七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的工作机制”，对各级党委来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也是比较迫切的任务。
　　比如常委分工负责制，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原来有多个副书记，常委先要向副书记汇报工作，然后副书记向书记汇报工作，现在常委直接向书记负责，减少了中间层级。层级少了，管理扁平化以后，一把手书记的权力也大了，如何加强监督也是属于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需要探索的。
　　换届以后，领导到位了，常委之间如何沟通协作。常委权力扩大后如何监督，常委和书记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都需要不断完善。
　　《21世纪》：党内民主方面有哪些迫切需要改进的？
　　刘靖北：票决制也是我们正在做的。常委会的重大问题，比如重要干部的任免要票决。而且常委会票决还不够，要全委会票决。
　　此外，公推公选，双推双选，竞争上岗也都在实践。拿出一些职位来社会公开招考等等。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这句话很重要，说明在民主推荐和测评中，有些地方可能存在不真实的情况。比如民主推荐，大家面对面划票就有问题。另外要扩大民主推荐的范围。比如选一个副局长，程序都很完备，从推荐考察到预告公示都有，但有些腐败的干部也走了这个程序，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民主推荐的范围到底是多大？选副局长，在处长里面推荐，这还不够，要扩大推荐的范围。在推荐的时候，如何保证大家说真话，这些都需要探索。
　　《21世纪：》在党的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党的建设要以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怎样理解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呢？
　　刘宗洪：我认为，把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并列为主线，是党的建设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过去我们谈党的先进性，总是局限于自身，而没有把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联系起来。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总结了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这实际上就讲了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党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推动了社会全面进步，才能展示自己的先进性。事实上，没有能力的执政党是难以体现先进性的。比如，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性的，但如果没有能力把握中国发展的规律，还是不能算先进；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先进的，但如果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更不能说先进。因此，先进性是靠能力支撑的。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统一起来。
　　刘靖北：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这是关于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从十七大报告看，以前提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这次又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以前的党代会报告中从来没有过。说明反腐败的决心之坚定。
　　为什么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历史使命密切相关，我们要考虑如何长期执政。